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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片混血的土地

來源:運城日報發布者:韓振遠時間:2019-11-19

阿提拉在歐洲攻城掠地之時,中國北方,鮮卑人拓跋燾正在進行著漢胡融合偉業,擊敗大夏國后,再滅北燕、北涼,屢敗東晉,迅速統一了北方。此時,失敗的匈奴人失去了自己民族的名字,再沒有人把他們稱作匈奴,一個偉大的民族就此神秘消失了。與歐洲的匈奴人不一樣的是,在農耕文化的同化中,他們消失的不僅僅是名字,連同匈奴人那種彪悍兇猛的血性也一并消失。更可怕的是,他們再也沒有先輩那種抱成一團抗擊外族的精神,只剩下了徒有其名的肉體,他們還能再度崛起,恢復匈奴人的雄風嗎?

戰場上的失敗,讓匈奴人不得不從馬背上滾落下來,隱入人煙稀少的秦晉北部山區,將弓弩彎刀收起,荷鋤而耕,績麻而衣,與漢人和其他民族雜居在一起,結親通婚,繁衍著下一代,形成了一種混雜了多種血統的新人群。《太平寰宇記》說這些匈奴人“胡頭漢舌,其狀似胡,其言習中夏”。因而,他們不再被視為匈奴,在漢人歧視性的稱呼中,他們被叫作稽胡、步落稽、步落堅或者山胡,也有人稱他們為匈奴的別種。然而,在他們一脈相承的信念里,自己始終是南匈奴人劉淵的后代,冒頓、劉淵永遠是偉大的祖先。

《周書·稽胡傳》中說:“自離石(今山西呂梁市)以西,安定(今甘肅定西市)以東,方七八百里,居山谷間,種落繁熾。”這就是北魏時期稽胡的居住范圍,實際包括如今的晉陜兩地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區。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,稽胡過著與農耕民族一樣的定居生活,在漢人的歧視中,盡管生存艱難,仍能平靜生活。一旦不能忍受統治者的殘暴,他們血管里流淌的匈奴人血液會被再次激蕩起來。

從北魏到東魏、西魏、北齊、北周,近200年的時間內,稽胡的暴動、起義從來沒有中斷過。

公元434年,還沉浸在剿滅大夏喜悅中的拓跋燾就差一點死在稽胡手里。沒有了劉淵、赫連勃勃那樣的強勢人物,稽胡雖是匈奴后人,卻是一盤散沙,與山里的毛賊無異。大夏滅亡后,有個叫白龍的稽胡部落酋長在西河作亂。拓跋燾御駕親征,先抵達美稷(西漢置縣,東漢中平年間徙汾陽),又前往隰城(今山西柳林縣),下令讓皇子陽平王拓跋它督率各路兵馬進攻山胡部落。這位后來統一了中國北方的雄才霸主,根本沒把稽胡放在眼里,經常帶著幾十名騎兵,登上山頭察看地形。沒想到白龍在山間十多個地方伏下精兵,出其不意沖殺過來,拓跋燾大驚,從馬上跌落,差點被生擒活捉,多虧大將代州人陳建奮不顧身,受傷十余處,拼死相搏,殺山胡多人,才保護大魏皇帝平安脫險。九月,戊子(二十八日),北魏軍大敗山胡部落,斬殺了稽胡酋長白龍,屠殺全城居民。冬季,十月,甲午(初五),北魏軍又攻克白龍余黨據守的五原(今內蒙古五原縣),誅殺數千人,將被殺稽胡部落士卒的妻子女兒賞賜給軍中將士。

北魏末年,國中大亂,先爆發了北邊六鎮起義,各路豪強并起,契胡人爾朱榮、鮮卑人宇文泰乘勢而起,掌握國政。汾州(今山西汾陽市)稽胡首領劉蠡升趁中原動蕩之機,在云陽谷(在今山西右玉縣東北云陽堡)聚眾舉兵反魏。《北史·齊本紀上》中說:“初,孝昌(525—527)中,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,年號神嘉,居云陽谷。西土歲被其寇,謂之胡荒。”當時北方各地叛亂四起,北魏朝廷剿不勝剿,一時騰不開手征剿威脅并不算太大的劉蠡升。與劉淵、赫連勃勃相比,劉蠡升致命的弱點是既胸無大志,又缺少匈奴人應有的彪悍驍勇,僅在山西中北部小打小鬧,騷擾北魏,因而得以偏踞一隅,一晃就是近十年。十年工夫,滄海桑田,北魏政權也走到了歷史的盡頭。公元534年,稱雄北方、立國149年的北魏帝國一分為二,高歡立清河王元亶之子元善見為帝,遷都于鄴城,是為東魏;宇文泰毒殺魏孝武帝,立南陽王元寶炬為帝,定都長安,史稱西魏。

東魏建立的第二年正月,東魏丞相高歡發兵襲擊劉蠡升。

十年沒有遭受戰火襲擾的稽胡人早已失去了應有的警惕,首領劉蠡升也是高枕無憂,疏于戒備,結果被高歡突襲得手,劉蠡升只得率眾退守云陽谷中。高歡見云陽谷地勢險要,易守難攻,遂使用和親詭計,遣使與劉蠡升約和,并許諾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其太子為妻。劉蠡升太過實在,相信了高歡的話,派太子到鄴都迎親。高歡對這個假女婿厚禮相待,卻借故推緩婚期,暗中調兵遣將圖謀奇襲。

劉蠡升見雙方講和,又結成姻親,失去了戒心。高歡見劉蠡升中計,麻痹無備,出其不意舉兵攻襲。失去警惕的劉蠡升大敗,無力支撐,親率輕騎外出征調兵馬,被部將趁其不備斬下首級。

劉蠡升的余眾仍堅持斗爭,復立其三子南海王為帝,繼續反抗朝廷。高歡不肯養虎遺患,進兵攻擊,生擒了繼任皇帝,并俘獲了皇后、諸王、公卿以下四百余人,得漢胡五萬余戶,建立十年之久的稽胡政權滅亡。

一條黃河將中國北方分成了東魏、西魏,兩個割據政權隔河對峙,同時,也將散居于大河兩岸的稽胡人分開。黃河西岸的稽胡同樣讓西魏不得安寧。公元539年,黑水(今宜川)部稽胡先發生叛亂。兩年后,稽胡統帥、夏州刺史劉平伏占據上郡,連年暴亂,西魏“遣開府于謹討平之。”西魏大統初年(548年),延州稽胡狼皮叛亂,西魏文帝派大將韓果出征討伐,“胡地險阻,人跡罕至,果進兵窮討,散其種落。稽胡憚果勁勇驕捷,號為著翅人。周文聞之,笑曰:‘著翅之名,寧滅飛將’。”(《周書·韓果傳》)

北齊年間,大部分稽胡由于“與華民錯居”,已轉入定居生活,“其俗土著”,“分統郡縣,列于編戶”。但畢竟仍“有異齊民”,故不得不“輕其徭賦”。一部分居于“山谷阻深者”,則猶“未盡役屬”。土著列于編戶的,“亦知種田”(《周書·稽胡傳》)。也就是說,這些稽胡會種田,不過種田并不是他們的主要生產活動。至于“山谷阻深者”,仍以畜牧為生,不接受北齊王朝派下的徭役。

臺灣學者柏楊在《中國人史綱》一書中說:“假使世界上有瘋子建立的國家,北齊帝國就是了。”北齊的第一位皇帝高洋就是柏楊所說的瘋子,昏庸無道,殺人為樂,奸淫奢侈,歷代帝王們所有的劣行,幾乎都在高洋身上得到體現。

高洋的殘暴在一次討伐稽胡的大屠殺中得到充分體現。“(天保)五年(554年)正月癸巳,帝(高洋)討山胡,從離石道。遣太師、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(今原平市),常山王演從晉州道(今臨汾市),掎角夾攻,大破之,斬首數萬,獲雜畜十余萬,遂平石樓(今山西石樓縣)。石樓絕險,自魏世所不能至。于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。”

還是這次對山胡人的大屠殺,《北史·齊本紀中》的記載比較詳細:“五年春正月癸丑,帝討山胡大破之。男子十二已上皆斬,女子及幼弱以賞軍。遂平石樓。石樓絕險,自魏代所不能至。于是遠近山胡,莫不懾服。是役也,有都督戰傷,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,帝命刳其五藏,使九人分食之,肉及穢惡皆盡。自是始行威虐。”把十二歲以上的男子全部殺掉,婦女兒童作為賞品送給有功軍士,這簡直是一次種族滅絕。石樓縣至今人口也不過十萬,一千四百多年前,人口當更少,一次就被屠殺數萬,可想而知,當時的石樓可真是萬戶蕭瑟了。與石樓相鄰的臨汾市永和縣人口則更少,直到現在僅有六萬余口,是整個山西省人口最少的縣份之一。也就是說,從高洋屠殺到現在,這一帶的人口一直沒能恢復。

中國歷史上這種“屠城滅種”行為本不鮮見,更令人發指的是后面的描述,因為那個叫路暉禮的十戶長沒能及時搶救受傷的北齊都督,高洋氣急敗壞之下,竟命人挖出他的五臟,逼著其余的九戶人家,連人肉帶穢物一起吃下去。這可能是高洋當上皇帝后,第一次暴露出殘暴狂虐的本性。

其實封建專制時代,所有的帝王都一樣,不過殘忍方式不同而已,只要統治地位受到威脅,自會不惜使用任何手段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,大多數進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胡人已經漢化,史家根據漢化程度的不同,將接受農耕文化較少,生活習俗與漢民族相差較大的胡人稱之為“生胡”。這部分胡人,也就是稽胡。《周書·稽胡傳》曾提到:“離石生胡數寇汾北,勛州刺史韋孝寬于險要筑城,置兵糧,以遏其路。”這些生胡居住地多在山間,“其俗土著,亦知種田,地少桑蠶,多衣麻布。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,與中夏略同;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。與華人錯居。其渠帥頗識文字,言語類夷狄,因譯乃通。蹲踞無禮,貪而忍害。俗好淫穢,女尤甚,將嫁之夕,方與淫者敘離,夫氏聞之,以多為貴。既嫁,頗亦防閑,有犯奸者,隨事懲罰。又兄弟死者,皆納其妻。雖分統郡縣,列于編戶,然輕其徭賦,有異華人。山谷阻深者,又未盡役屬,而兇悍恃險,數為寇。”生胡的漢化過程很漫長,直到唐朝,還沒有完全與漢人融合。

漢化較深的胡人就不一樣了,除了長相略有區別,幾乎與漢人無異,不光從形式上列于編戶,交納賦稅,充支徭役,而且都有漢族姓氏,北魏時期的屠各族(匈奴別支),大多姓劉、李、金、董、梁。這些人不光接受了漢文化,有的甚至已入朝為官。唐人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》中所說的“胡頭漢舌,其狀似胡,其言習中夏”,就是當時漢化胡人的寫照。這些漢化較深的胡人多居住在關中一帶。公元558年,北周明帝宇文毓即位第二年,曾下詔書說:“三十六國,九十九姓,自魏南徙,皆稱河南人,今周室既都關中,宜改稱京兆人。”就是說,自北周以后,漢化的胡人就都是關中人了。

歷史上把魏晉南北朝時期胡人的漢化,稱為第二次民族大融合。經過這次融合,匈奴人不存在了,鮮卑人不存在了,羯人也不存在了,漢民族的血管里從此流著胡人的血液,成為一個成分復雜的民族。千百年來,彪悍、兇猛,如同狼一般的動物習性,時常在漢民族的行為中表現出來,這可能就是胡人血緣的反應吧。

了解了這段歷史,再看晉陜這兩片黃土地,就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,因為我們誰也不敢說自己是個純種的漢人,誰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匈奴人、鮮卑人、羯人的后裔,因為,當年這幾個民族,尤其是匈奴人就消失在這兩片土地上,成為漢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。當我們聽到陜北高原悠揚的信天游、晉西北高原上的山曲兒時,也許會想到匈奴人狼一般的沖天嚎叫,想到我們的祖先也曾在草原上如狼一般奔跑。陜北,多么粗獷豪放的土地,然而,又是最倔強最有個性的地方,誰能說以后殺人如麻的李自成、張獻忠、王嘉胤與劉淵不是同脈同根。也許,從如今陜北、晉西北人的長相中,就能找到匈奴人的影子,惟有如此,才能解釋為什么這里的人,從來就與中庸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;才能解釋為什么這里的人與生俱來個性叛逆。正是這種個性,為中華民族注入了活力。正如陳寅恪先生在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所言:“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,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,舊染既除,新機重啟,擴大恢張,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。”在此以后,中國將會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偉大時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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